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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套路貸"犯罪案件的法律適用

近年來,"套路貸"違法犯罪活動猖獗并呈現集團化、多樣化發展態勢,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人身財產權益和政府及司法的權威。依法、準確、有力懲處"套路貸"犯罪,對于維護社會經濟生活秩序,保障公民合法權益,深入推進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具有重要意義。

本期刊登的劉志強、王銅、畢世強、孫銘青、郭正鑫、傅饒敲詐勒索案(以下簡稱劉志強等人敲詐勒索案),周云飛、賀興亞、黃家輝、包晶劍、朱文斌、張佳鋒等人詐騙案(以下簡稱周云飛等人詐騙案),王勝、王權洲、沈威敲詐勒索案(以下簡稱王勝等人敲詐勒索案)等3個案例及分析,對辦理"套路貸"犯罪案件中存在的重點、難點問題提出了作者的意見和建議。筆者擬結合上述3案的情況,談談對"套路貸"案件辦理中疑難問題的看法。

一、準確界定"套路貸"與民間借貸

隨著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不斷深入,"套路貸"違法犯罪活動得到面上的有力打擊,但在高壓態勢下,一些"套路貸"犯罪的套路轉變,犯罪手段更加隱蔽,虛構的法律關系更加復雜,朝房屋買賣、股權轉讓、不良資產處理等新領域滲透。同時,一些民間借貸的借貸人也常常以"套路貸"為由提出抗辯,導致民間借貸訴訟案件審理存在諸多疑難。因此,有必要進一步明確"套路貸"與民間借貸的區別,以更加準確有力地打擊"套路貸"違法犯罪,保障合法金融秩序。

本期刊登的劉志強等人敲詐勒索案,文章作者從犯罪主體、主觀方面、客體、客觀方面對"套路貸"這一新型犯罪現象進行分析,提出"套路貸"是對假借民間借貸之名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類型化違法犯罪現象的概括性稱謂,其與民間借貸(高利貸)的根本區別在于其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和行為。筆者總體贊同該作者的基本觀點,并擬在該案基礎上,結合相關案件,談談關于"套路貸"的界定及與民間借貸的區別的一些認識。

應當說,劉志強等人敲詐勒索一案中,劉志強、王銅等人以毅本商務小貸公司名義招攬業務吸引被害人借款,繼而通過制造個人民間借貸假象,偽造資金走賬流水,肆意認定違約,惡意壘高借款金額,軟硬兼施強行索債等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應當認定為"套路貸"犯罪予以打擊。但實踐中,并非所有"套路貸"犯罪都如此典型。有的案件中,涉案團伙對被害人明示其虛構的借貸等協議內容;有的案件中,涉案團伙以擔保人或其他第三人為侵害對象;有的案件中,涉案團伙采用了簽訂虛假委托協議等新型手段占有他人財物;有的案件中,涉案團伙高利貸與"套路貸"手法并用。這些都需要根據"套路貸"的本質特征加以分析認定。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關于辦理"套路貸"刑事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套路貸"意見》)的規定,"套路貸",是對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假借民間借貸之名,誘使或迫使被害人簽訂借貸等相關協議,通過虛增借貸金額、惡意制造違約、肆意認定違約、隱匿還款證據等方式形成虛假債權債務,并借助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非法占有被害人財物的相關違法犯罪活動的概括性稱謂。"套路貸"的常見犯罪手法和步驟包括但不限于:制造民間借貸假象,制造資金走賬流水等虛假給付事實,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惡意壘高借款金額,軟硬兼施索債等。據此,實踐中把握"套路貸"的認定,應當綜合考慮以下幾點:

(一)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所謂非法占有的目的,系指排除權利人,將他人的財物作為自己的財物進行支配、利用、處分的意思。[1]由于"套路貸"與民間借貸特別是高利貸活動,都具有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和表現,故非法占有目的認定的關鍵,在于"非法"的判斷。

一般來說,所謂"非法"的占有目的,即指沒有占有他人財產的合法根據而具有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雖然非法占有目的是主觀的心理要素,但對于有無合法根據,應當進行客觀判斷,而不能以行為人的內心想法為標準,必須根據行為人行為時的客觀事實來認定行為人占有財物有無合法根據。這里的合法根據,通常是指行為人占有他人財產具有相關財產法上的根據,例如行為人是否對占有他人財物有債權、所有權上的依據等。[2]對此應當結合行為人意欲占有的財產性質以及行為人與財產權利人之間有無合法民事法律關系來進行判斷。在涉嫌"套路貸"犯罪案件中,如果行為人占有的目的對象僅限于合法債權債務的本金及利息范圍,則不應認定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以合法債權的本金及利息以外的財產為占有對象,應當認定為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關于合法債權債務的認定,不能僅從民事法或行政法上考量合同有無效力或者有無違背強制法的規定,更重要的是從刑法上進行實質判斷,即該債權債務關系的形成有無違背權利人的真實意志。在涉嫌"套路貸"犯罪案件中,如果行為人采用欺騙、威脅等方式使權利人簽訂債權債務協議的,即使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協議,也不能認定為有合法的根據。劉志強等人敲詐勒索一案中,被告人劉志強以"行業規矩""平賬需要""保證金"等名目誘騙被害人簽訂金額虛高借款合同、"陰陽合同"、房屋買賣合同、租賃合同等明顯不利于被害人的合同,制造個人民間借貸假象,這種虛假的債權債務關系不能認定為合法的根據。需要說明的是,這種欺騙、威脅方式應當達到影響權利人形成債權債務關系自愿性的程度,例如違約事由、違約責任是合同的關鍵事項,如果行為人在違約責任(例如未說明違約將按最高違約金數額條款討債)、違約事由(未說明違約事項及違約認定的標準或者惡意制造違約)等方面存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應當認定為影響權利人行為的自愿性,違背了被害人的意志,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3]但如果行為人僅是以低息、無抵押等虛假宣傳方式誘騙被害人借款,但借款中沒有采用欺騙、威脅的方式形成債權債務關系,則不應當認定為具有非有占有的目的。

(二)行為人是否通過系列犯罪手法形成虛假民事法律關系

"套路貸"的犯罪手法,總體表現為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通過系列犯罪手法形成虛假的債權債務等民事法律關系,包括假借民間借貸,誘使或者迫使被害人簽訂虛假的債權債務、房屋買賣等協議;通過制造虛假給付事實,確認虛假債權債務關系的存在;通過故意制造違約或者肆意認定違約等形成違約責任,為虛增債務提供條件;通過"轉單平賬""以貸還貸"等方式惡意壘高債務數額;二是通過訴訟、仲裁、公證或者采用暴力、威脅以及其他手段向被害人或者被害人的特定關系人索取財物,將虛假的債權等予以實現,最終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劉志強等人敲詐勒索案中,劉志強通過制造個人民間借貸假象、偽造資金走賬流水、惡意壘高借款金額等犯罪手段,與被害人形成虛假債權債務關系,并采取恐嚇、威脅、跟蹤、滋擾等軟暴力手段對被害人或其近親屬施壓,索要非法債務,實現虛假債權。

應當說,"套路貸"的核心,在于通過欺詐、脅迫等系列犯罪手法,形成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虛假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并通過訴訟、仲裁,暴力、脅迫等手段,最終將虛假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予以實現,籍此獲利。"套路貸"之所以區別于普通的詐騙、敲詐勒索犯罪而具有巨大的社會危害性,關鍵在于其披上了合法債權債務關系的外衣,具有顯著的欺騙性和隱蔽性,導致執法、司法機關不能有效辨明,被害人喪失救濟途徑。由此,"套路貸"認定的關鍵在于確認行為人有無通過欺騙、威脅等方式形成虛假的民事法律關系,并基于該法律關系通過借助訴訟及采用暴力等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需要說明的是,這種虛假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可能是完全虛假,也可能是部分虛假,行為人沒有簽訂虛假協議,但通過轉單平賬等手段虛增債務數額的,也屬于制造虛假債權債務法律關系;行為人可能通過虛構事實,也可能通過隱瞞真相的手段,制造虛假債權債務法律關系,例如隱瞞被害人還款事實,形成債權債務關系尚未消滅的假象,也屬于制造虛假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

總體而言,把握"套路貸"與民間借貸之間的區別,關鍵在于判斷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是否形成虛假的債權債務等法律關系,行為人是否基于該虛假的法律關系,通過訴訟、暴力等各種手段非法占有他人財物。換而言之,要看行為人的最終獲利,是僅僅通過非法放貸獲取高額利息,還是通過放貸及其他手段形成虛假債權債務法律關系,進而非法占有他人合法財產。如果行為人沒有通過欺騙、威脅手段與被害人之間形成虛假債權債務等法律關系,也沒有通過訴訟、仲裁或者采用暴力、威脅手段占有財物,僅僅是按照實際借款的協議約定收回本金并獲取利息,則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也不具有"套路貸"的客觀行為表現,不應當被認定為"套路貸"。[4]

二、準確界定"套路貸"的行為性質

本期刊載的周云飛等人詐騙、敲詐勒索一案,文章作者認為,"套路貸"是一系列犯罪行為的統稱,在辦案過程中應當結合具體案件事實,根據刑法所規定的犯罪構成要件來選擇罪名適用。作者從犯罪嫌疑人未采用明顯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和采用暴力威脅、虛假訴訟等手段兩種不同情形對"套路貸"行為性質的界定進行了闡釋,提出該案認定為詐騙罪及敲詐勒索罪的理由。另外,本期刊載的王勝等人敲詐勒索一案,文章作者結合所歸納的誘捕獵物型的犯罪手法,提出在誘騙與威脅交織的案件中,定性的關鍵在于確定被害人是基于錯誤認識還是基于恐懼心理處分財產,對此應嚴格根據在案證據,結合社會一般人的認知標準進行判斷。筆者贊同以上兩文作者的觀點,并以上述兩案為例,針對"套路貸"行為性質的界定談談意見。

首先應當明確的是,"套路貸"并非法律或刑法概念,也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不存在所謂的"套路貸"的犯罪構成,"套路貸"也不能作為認定犯罪的要件。因此,"從刑法角度定義'套路貸'對認定犯罪沒有任何意義,'套路貸'的概念與定義不能成為判斷某種行為是否構成犯罪的法律標準"。[5]不能先認定某種行為屬于"套路貸",再根據"套路貸"的概念將之犯罪化或作為認定犯罪的依據之一,得出該行為構成犯罪的結論,而是要根據客觀事實和刑法規定的犯罪構成,判斷該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何種犯罪。恰恰相反的是,"套路貸"的認定,應當建立在行為人行為性質界定的基礎之上,只有將相關行為界定為具有欺騙、暴力、威脅等犯罪行為性質,致使被害人認識錯誤或者失去意志自由,制造虛假債權債務等民事法律關系,進而占有財物的,才能將行為人的行為整體評價為"套路貸"。

關于"套路貸"行為性質的界定,《"套路貸"意見》第4條指出:"實施'套路貸'過程中,未采用明顯的暴力或者威脅手段,其行為特征從整體上表現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被害人財物的,一般以詐騙罪定罪處罰;對于在實施'套路貸'過程中多種手段并用,構成詐騙、敲詐勒索、非法拘禁、虛假訴訟、尋釁滋事、強迫交易、搶劫、綁架等多種犯罪的,應當根據具體案件事實,區分不同情況,依照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的規定數罪并罰或者擇一重處"。這一規定為"套路貸"行為相關罪名的把握提供了準則。實踐中,執行這一規定存在一些疑難問題,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關于詐騙罪與敲詐勒索罪

"套路貸"犯罪中,行為人常常誘騙、威脅手段并用,逼迫被害人訂立協議、交付財物,對此應認定為詐騙罪還是敲詐勒索罪,存在一定爭議。有觀點認為,根據《"套路貸"意見》的規定,只有在沒有采用明顯的暴力或者威脅手段的情況下,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通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被害人財物,才應當認定為詐騙罪;只要行為人采取暴力或者威脅的手段,則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筆者認為,這種觀點并不妥當。在詐騙與威脅交織的案件中,行為定性的關鍵在于被害人交付財物是基于被誘騙陷入錯誤認識還是被威脅產生恐懼心理。具體而言之,就是要根據現有案件事實,包括簽訂協議、交付財物等事實情節,綜合判斷被害人交付財物的主要原因是基于被威脅還是被欺騙。

如前所述,由于"套路貸"犯罪通常包含兩個階段的行為,一是通過誘騙或者暴力、威脅等方式與被害人形成虛假債權債務關系,二是通過訴訟、仲裁或者暴力、威脅等行為占有被害人財物,對"套路貸"行為性質的界定,需要綜合兩個階段的行為進行判斷。首先,如果被害人沒有陷入錯誤認識,或者雖然陷入錯誤認識而簽定協議,但沒有因此而交付財物,最終交付財物的原因主要是基于被威脅的,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例如王勝等人敲詐勒索一案,被害人與王勝簽訂了遠高于實際本金的借款抵押合同,但沒有因陷入錯誤認識而交付財物,其主要是因為車輛被被告人王勝開走而被迫交付財物或者以車輛抵扣債務,因此,對王勝的行為整體評價為敲詐勒索罪更為合適。其次,如果行為人因被誘騙而簽訂協議,形成虛假債權債務關系,在虛假債權債務關系實現過程中,行為人雖然采取了暴力、威脅等手段,但被害人并非因此而交付財物,而是因行為人提起虛假訴訟、仲裁,后被強制執行的,則行為人的行為應當以詐騙罪論處。例如被告人李某詐騙、虛假訴訟一案中,被告人李某為首的犯罪組織通過誘騙方式,誘使被害人簽訂金額虛高的借款合同,被害人違約后通過軟暴力等方式多次滋擾索要債務,但未索到財物,后被告人李某提起民事訴訟,法院判決支持李某訴請,被害人財產被強制執行。該案中李某的行為即應當以詐騙罪認定。再者,如果行為人通過暴力、脅迫手段迫使被害人簽訂協議形成虛假的債權債務法律關系,進而通過虛假訴訟等各種手段占有被害人財物的,應當認定為敲詐勒索罪。這時,被害人的財產損失在簽訂協議時已經現實發生,后續虛假訴訟等手段只是將財產損失變成現實,因此整體應當以敲詐勒索罪論處。

(二)關于敲詐勒索罪與尋釁滋事罪

"套路貸"案件中,行為人往往通過軟暴力等手段逼迫被害人交付財物,此種行為應當認定為何種犯罪,實踐中判決不一,特別是在行為人未實際索取到財物的情況下,此種行為多數被以尋釁滋事罪論處。筆者認為,在"套路貸"犯罪案件中準確區分敲詐勒索罪與尋釁滋事罪,關鍵在于判斷行為人在犯罪時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也就是行為人通過軟暴力方式索要財物有無合法的根據。如果確屬實際借款的本金及利息的,則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其軟暴力的行為應當認定為尋釁滋事罪;如果沒有合法的根據,則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該行為可以敲詐勒索罪進行評價,但這時存在競合關系。在此情形下,筆者認為,應當根據競合處斷的原則,擇一重罪論處。一般而言,如果敲詐勒索罪犯罪數額達到數額較大的標準,由于其法定刑相對較高,應當以敲詐勒索罪論處。如果其犯罪數額未達較大標準,應當將尋釁滋事和敲詐勒索的具體罪行相比較,選擇更為適當的罪名。在行為人未實際索取到財物的場合,應當將敲詐勒索犯罪(未遂)與尋釁滋事犯罪相權衡,確定適用處罰更重的罪名。

(三)關于敲詐勒索罪與搶劫罪

"套路貸"違法犯罪組織在實施敲詐勒索犯罪中,往往采取暴力、威脅等手段逼取被害人的財物,這一行為何時認定為搶劫犯罪,實踐中存在爭議。例如一起案件中,王某等人組成的"套路貸"團伙,在誘騙被害人李某簽訂借款為5萬元的虛假借款合同后,因被害人李某無力償還債務,遂將李某非法拘禁在王某自己的車輛上,并對李某進行多次毆打,逼迫李某償還5萬元借款以及其他催討費用、高額利息等共計8萬元。后李某被迫通知家人將8萬元送給王某,王某才將李某釋放。該行為是否應當認定為搶劫罪?

筆者認為,在"套路貸"案件中認定行為構成搶劫罪,需要從兩個方面進行考量:一是行為人是否當場使用暴力、威脅行為,是否當場劫取到財物。如果沒有當場實際取得財物,一般不宜認定為搶劫罪。實踐中有的案件對行為人通過暴力、威脅行為逼迫被害人簽訂虛假借款協議的,也以搶劫罪論處,筆者認為并不適當。這種情形下,被害人雖然簽訂了虛假借款協議,但財產并未實際損失,行為人沒有實際劫取到財物,以敲詐勒索罪論處更為適當。二是行為人暴力、威脅的行為應當具有一定的嚴重性,達到使被害人喪失意志自由,不得不當場交付財物的程度。實踐中,有的行為人對被害人雖然實施了暴力討債的行為,被害人也當場交付了財物,但暴力程度不高,僅有輕微毆打行為如扇耳光等,或短時拘禁行為,如未達到非法拘禁罪入罪標準的,一般不宜以搶劫罪論處,否則罪刑明顯不相均衡。

(四)關于詐騙罪與虛假訴訟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2018101日發布的《關于辦理虛假訴訟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虛假訴訟解釋》),將虛假訴訟犯罪界定為無中生有型的完全捏造民事法律關系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行為。據此,如果行為人與被害人之間存在真實債權債務關系,行為人部分捏造民事法律關系事實,提起民事訴訟的,不構成虛假訴訟罪。但緊密相關的問題是,此種行為能否以詐騙罪論處?根據《虛假訴訟司法解釋》第7條的規定及司法解釋起草者的解讀,部分篡改型的虛假訴訟行為一般不宜以詐騙罪、職務侵占罪等侵財型犯罪處理,如果手段行為構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相關規定定性處理。[6]其主要理由是部分篡改型的虛假訴訟行為情況復雜,不能一概認定其主觀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而且對此類行為可以通過承擔敗訴后果、給予司法處罰使其受到制裁,故基于刑法謙抑性的立場,對此一般不宜以侵財類犯罪予以打擊。但需要深思的是,在"套路貸"案件中,上述理由均不能成立。"套路貸"的行為人顯然是以非法占有的目的提起民事訴訟,而且由于"套路貸"行為具有欺騙性、隱蔽性,司法處罰難以制裁,僅僅讓其承擔敗訴后果根本不足以防范此類行為的發生。另外,從犯罪構成來看,"套路貸"案件中,雖然行為人與被害人存在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但行為人通過一系列犯罪手段制造虛假的法律關系,并以此提起民事訴訟,借助司法權力非法占有他人財物,客觀上符合訴訟詐騙犯罪的構成要件,應當以詐騙罪論處。

三、"套路貸"的犯罪數額問題

關于"套路貸"的犯罪數額認定,根據《"套路貸"意見》第6條的規定,要將"套路貸"在整體上予以否定性評價,虛高的債務和以各種名目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非法占有的財物,應當計入犯罪數額,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際給付被害人的本金,不計入犯罪數額。實踐中,存在爭議的有以下問題。

一是"車貸"形式的"套路貸"犯罪中,行為人為索取他人財物而扣押的車輛價值,是否應當計入犯罪數額?王勝等人敲詐勒索一案中,王勝等人在被害人違約后,即強行將被害人車輛開走,并向被害人索要虛高的借款及利息。該文作者認為,行為人以扣車作為一種威脅手段,其目的是逼迫被害人要么支付贖金,要么放棄車輛,主觀上對贖金和車輛均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應當根據被害人的選擇確定犯罪金額,但被害人既不支付贖金又不放棄車輛的,車輛價值不應計入既遂的數額。筆者總體同意作者的觀點,同時認為,由于行為人開走被害人車輛,本身并未形成對車輛的處分行為,而是一種轉移占有,因此不宜將車輛價值直接計入犯罪數額,但被害人將車輛予以處分的除外。

二是已經著手實施"套路貸",但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的,如何計算犯罪數額?筆者認為,應當根據行為人已經著手非法占有的財物數額認定犯罪未遂,例如行為人意欲和被害人簽訂一定虛假數額的協議的,或者已經簽訂一定虛高數額的協議尚未索要欠款的,或者已經著手索要欠款但尚未要到的,這些情形下,都應當以行為人意欲非法占有的數額認定犯罪數額,而不能簡單以實際所得來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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